吴逸志(长沙保卫战吴参谋饰演者是谁)

1. 吴逸志，长沙保卫战吴参谋饰演者是谁？

长沙保卫战中的吴参谋名叫吴逸志，饰演者是徐永革。

徐永革所饰演的吴逸志，虽然和历史上的吴逸志长相不同（徐永革并非特型演员，该剧中只有蒋介石、周恩来、朱德用的特型演员），但是形象儒雅，个性谦和不张扬，将吴逸志这样一位第九战区总司令身边的参谋长形象很好演绎出来。徐永革将吴逸志将军的性格诠释得很到位，这是一个演技精湛却不张扬的演员，吴逸志将军恰恰也是一个文武全能却谦和冷静又诙谐幽默的人，可以说，选角是对的。

吴逸志(长沙保卫战吴参谋饰演者是谁)

2. 狂妄的将军一定会打败仗吗？

第三次长沙会战完败日酋阿南惟畿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声望在国内外可谓“如日中天”，原本这个老虎仔的性情就比较刚烈，如此一来挟赫赫战功之威，更加眼高于顶。在他看来，只需要对蒋氏和陈诚负责，其他各色人等均不在话下，遂日渐骄狂。雪上加霜的是，战区内部唯一能劝动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又因为私聊美国人于1943年底被重庆免职，资历较浅的参谋处长赵子立上位。

（薛岳剧照）

赵子立1949年成为起义将领，根据他的回忆，薛岳对军事委员会“四巨头”之中的政治部长陈诚尚能买账，那毕竟是他的伯乐和前任，也是他得以执掌兵力最雄厚战区的坚强后盾。而对于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完全不放在眼里，后者自重庆发来的命令或者公文，如果薛岳认为不合己意，往往会在上面直接批示“不理”、“胡说”等字样，黄埔系二号人物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同样降不住薛岳，1939年一战长沙时白崇禧曾经代表军委会要求第九战区撤守衡阳，遭到薛岳的断然拒绝，最后竟然真的逐退了冈村宁次，薛岳因此私下里没少翻其白眼。再加上两人历史上的恩怨，以及广东人对广西人的“传统不服”，所以白崇禧的指令和公文，待遇跟何应钦基本相同。

军令部长徐永昌那是晋绥军出身，更指挥不动第九战区黄埔系的骄兵悍将，按照赵子立的说法，哪怕是委员长侍从室发来的电文，薛岳觉得不妥或者有问题的，也会批上“存”或者“待办”然后束之高阁，足见薛岳当时的狂妄。而一位手握重兵的将军但凡目空一切、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时，往往就是危机来临的前兆。

1944年4月，侵华日军酝酿的最大军事行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河南段已经打响，鬼子纠集了空前的兵力，第一战区兵败如山倒。但是薛岳认为这不过是日军在中原地区的局部行动，因为从1942年1月的长沙大捷以来，日军已有两年多没有对第九战区发动攻势，明显是被打怕了，所以战端未启，薛岳已经严重轻敌。

（白崇禧剧照）

战区新任参谋长赵子立判断，日军竟然能够在河南动用了整整一个战车第3师团，此次攻势必然不比寻常，提醒薛岳湖南段也有可能也燃起战火，并且由于第九战区许多部队调往云南，所余战力只核算为60个团，应该预作准备并向军委会请援。薛岳极不耐烦：“敌军胆怯已成事实，现在虽有风吹草动，但兵来将挡水淹土屯，我军以不变（指其天炉战法）应万变，其奈长沙何”？

而重庆军委会根据种种情况判定日军确有纵贯南北之企图，军令部次长刘斐（徐永昌都懒得交流了）遂于5月14日致电薛岳：“敌打通平汉路后，必定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务需积极准备，勿为敌所乘，以粉碎其企图”。然而薛岳对桂系出身的刘斐向无好感，看完电报就丢在一边没有任何反应。

（陈诚剧照）

1944年5月23日，日寇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率领战斗司令部到达岳阳，湘北与鄂南的日军调动异常频繁，在各方面的情报和军委会的严令下，薛岳终于相信日军要犯长沙。然而在召开的紧急军事会议上，他仍然认为第四次长沙会战与前三次没什么不同，只要祭起“天炉战法”御敌，必定同样取得胜利，薛岳的轻敌和狂妄终于铸成大错。

鉴于来犯日军极有可能兵力空前，赵子立的意见是退至衡阳决战，白崇禧则来电建议九战区主力撤至广西境内决战，均遭薛岳否决。他坚持以有力部队死守长沙并进行决战，唯一的不同，是方先觉第10军在衡阳整补无法调动，遂以粤系第4军坚守“炉膛”长沙。其他各部仍遵“天炉战法”之要旨，按第三次长沙会战翻版模式，坐等日军发起攻击。

（吴逸志剧照）

薛岳“天炉战法”的核心是后退决战，即前线部队在湘北各水系节节抵抗后，逐次转至两翼待机，形成以长沙为“炉膛”的反八字阵型，战役要旨是死守长沙让敌不得入，再以有力兵团和两翼部队进行反包围从而击败日军。

但是横山勇不是阿南惟畿，日军此次出动的兵力也不再是三、四个师团10万人，而是压在一线的就达整整七个师团20多万兵力，横山勇也曾经用了一年时间研究薛岳和他的天炉战。更由于日军由于兵力充足，不仅在中路实施快速突破，还在两翼保持了强大的机动部队伴随进攻，形势急转直下。

（薛岳和参谋长）

也就是说，当湘北各部队按计划向两翼转进时，立遭日军机动部队打击，纷纷溃不成军四散撤退，再无力侧击中路之敌。而日军两翼机动部队超越攻击，进而向长沙左右迂回，行进中击破了薛岳准备用来决战的第20、第37、第44、第58军以及暂2军等部，完成了对长沙的战术合围，“天炉战法”彻底失灵。

1944年6月16日傍晚，从湘江西岸赶来的日军第34师团开始炮轰岳麓山，由于第4军军长张德能部署失当和指挥不力，第4军部队次日凌晨陷入混乱向南溃散，日军攻城部队仅用三个小时就突进长沙城，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天一夜时间。从1939年就正式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薛岳，终于兵败长沙，黯然撤往湘东，抗战晚节不保。

（薛岳剧照）

3. 古代战争会留下大量士兵尸体？

古代战争产生的大量士卒尸体是如何处理的呢？可能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土葬，但实际上，大多数兵士却是无法入土为安的。他们战死沙场后大多是被暴尸荒野，成为乱葬岗中的一具白骨，只有王侯将相、高级军官等少数人的尸身才能被运回故土，得以入土为安。

虽然古人讲究入土为安，这样才能让死者方得其所，死者家属也会心安，但放在古代战场上，入土为安的葬法却难以实现。尤其是对于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的大规模战役，战后的场景往往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做到让每个战死的士卒都入土为安。

所以大多数战死的敌方士卒往往都会被弃尸荒野，除此之外，还会采用火化、坑杀、沉河、筑造“京观”等处理方式。比如在攻城战中，如果对敌方士卒的尸身置之不顾，可能就会引发瘟疫，因此会采用火烧或者就近掩埋等方式，只有己方士卒的尸身才可能会采取土葬。

需要注意的是坑杀并非是活埋，也不等于土葬，后文会详细介绍。接下来带你详细了解古代处理战后尸体的各种方式。

置之不顾、暴尸荒野

对于不管不顾这种处理战后尸体的方式，通常只适用于野外作战，如：两座城池之间的缓冲区、草原荒漠等荒无人烟、或者人烟稀少的地带。因为战争发生在远离城池、人烟稀少的地带，即便对战后留下的尸体置之不顾，也不用担心尸体腐烂产生的瘟疫。

其次战场在野外，双方对于战死的兵士，也不方便将他们带回故土。在通常情况下，古人运送尸身的方式只能用车拉，或者用人抬，但对于野外作战的军队来说根本不现实。如果用人抬，将需要更多的人力，就算用车拉，也没有足够的车辆运送。

就算双方在战争中的伤亡不大，但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战死士卒的尸体还没有运回故土就可能就已经腐烂，对尸体做防腐处理也不现实。所以野外作战后留下的尸体基本上只能在战场附近就近处理，处理的方式通常只有三种：暴尸荒野、火烧和土葬。

三种方式无疑是第一种最为简单快捷，其次是火烧，最后为土葬。对于交战双方而言，对敌方尸体的处理方式，自然首选第一种，不仅高效快捷，还不浪费时间和人力。即便是将尸体火烧，也需要大量的助燃物，挖坑埋掉更需要浪费不少的时间和人力。

并且作为战败方，逃跑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去处理战后留下的尸体，如果是全军覆没，那就更没可能去处理尸体。而作为战胜方，清理战场、缴获战利品才是首要任务，其次才是打扫战场处理尸体，但处理己方士卒的尸体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管敌方。

所以在野外作战的情况下，对于敌方留下的尸体大多都是不管不顾，而这些战死沙场的士卒只能是暴尸荒野，成为动物们的食物，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腐烂，化为一具具的白骨，直至被风沙掩埋。只有那些得到胜利方敬佩的兵士，才有可能被厚葬（这里所指的厚葬基本上就是土葬，非广义上的厚葬）。

堆积火烧、火葬

火烧、火葬的处理方式基本上适合任何战场，只要不是雨雪等特殊天气，加上有足够的助燃物就行（古代火葬的助燃物基本以木材为主）。无论是野外战场，还是攻城战中，用火烧处理尸体的方法也多有采用。

《史记》记载：“白起为左更，攻韩、魏於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

这种方法虽然不如置之不管的方式省力，但也算是一种高效的方法，并且采用火烧、火葬的方法还可以防止瘟疫的产生。另外在古代大规模战役中，死伤的士卒是巨量的，如战国时期的伊阙之战，不算秦军的伤亡，单被秦军斩杀的魏韩联军就有二十四万余人。

面对如此数量之巨的尸体，采取土葬的办法，就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人力，如果战争还未结束，需要继续攻打敌方的要地和城池，那么采用花费时间、以及人力较多的处理方式，将会贻误战机，而采取火烧的方法，只要少量的人就可以完成，花费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只需要将尸体堆放到一起，放一把火就行。而且对于胜利方而言，也不会耗时耗力地为敌方士卒土葬。即便对于己方战死的士卒，也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采用土葬的办法。通常情况下都是挖一些大点的坑掩埋，如果战事紧迫，己方的士卒也可能被采用火烧，甚至是弃尸荒野的方式处理，到战争结束再作打算。

注：对于火葬处理尸体的方式，可能很多人误认为是外国传入中国的一种葬法，但其实火葬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悠久的，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墨子·节葬》篇中记载，秦国西边的义渠国便奉行火葬，义渠人在亲属死后，会堆积柴草把尸体烧了，另外在《列子》和《荀子》也都有关于火葬的记述。

坑杀、筑造京观

对于坑杀士卒，可能我们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将白起。白起在伊阙之战中一战成名，随后又经历了华阳之战、长平之战等大大小小的战役，从中可以发生，白起的作战特点是以歼灭战为作战的主要目的，伊阙之战和华阳之战便是说明，两战前后杀敌四十余万人。

在长平之战中，白起更是将投降的四十余万赵国军民全部坑杀。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以为坑杀就是活埋的意思，但古代战场的坑杀却不是活埋的意思，更不等于土葬。坑杀在古代称作阬杀，是类似“京观”、“武军”的行为，意指战后将敌军尸体推挤起来的行为。

在古代战争中存有一项惯例，战胜方会将战败方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然后用土夯实，做成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形的土堆，被称为“京观”或“武军”，目的是为了显示军威，威慑敌人，也是古代处理战后尸体的一种方式。

就拿长平之战为例，秦军和赵军的兵力相差无几，秦军哪里有多余的兵力去挖坑，还是要挖出埋葬四十余万人的大坑。两军处于对峙状态，秦军加固包围圈、防御赵军突袭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挖坑，而赵军即便最后投降了，也不可能对即将迎来的死亡不加以反抗。

就算其中一些人生不起反抗之心，也不可能四十多万人都不反抗，所以将四十万人活埋是不现实的，既然都是杀，为何还要花费时间去挖坑活埋，岂不是多此一举。所以白起不是将赵军活埋，而是设计将他们杀害，比如在赵军处于饥饿交加、疲惫不堪时，下令全部除去，然后堆积起来岂不是更容易。

另外古书中对于坑杀的描述，往往都是以尸体堆积如山来形容。还有巨鹿之战的例子，在巨鹿之战后，项羽将章邯带领投降的二十余万秦军全部坑杀，以项羽对秦朝的痛恨程度，怎么会花费时间去挖坑活埋呢！且不说项羽的爷爷项燕是被秦军逼死的，在巨鹿之战不久前，项羽的叔父项梁就死于秦军手中。

项羽对于秦军痛恨，相信断然不会去费力费事地挖坑活埋，很大可能是将秦军直接杀死，然后类似于京观一样，将尸体堆积起来。而这种方式比之置之不顾的方式还要残酷，即便在士卒战死后，他们的尸体还要被筑成京观遭受侮辱。

交战中，直接将敌军沉入河流、湖泊中

《史记》记载：“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沈其卒二万人于河中。”

将士兵沉入河流之中的方式，可以参考发生在战国时期华阳之战，秦将白起先是率军在魏国华阳斩赵、魏两军十三万余人，之后又与赵国军队交战，直接将赵国的两万士兵沉入黄河之中，那么人都被沉入了黄河了，也就没有处理处理尸体的必要了，而白起也不会发善心将他们打捞起来安葬。

《史记》记载：“王假三年，秦灌大梁，兴师58万，困魏40万卒，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在秦灭六国之战中灭魏国之战，秦将王贲率领秦军攻打魏国时，因魏国大梁城池坚固，秦军久攻不下，于是王贲引黄河、鸿沟之水灌淹大梁城，在经过几个月的长期浸泡下，大梁城最终坍塌，魏国军民被黄河之水淹死的不计其数。

还有秦末楚汉争霸中，韩信利用河水击败龙且率领的大军。士卒在战争中被沉入河水或被河水冲走，也就直接剩了处理尸体的过程，他们最终会成为水中鱼虾等动物的食物，或是随波逐流，侵泡到难以辨认，成为无名尸体。

入土为安

除了以上处理方式外，剩下的便是土葬，可以说是众多方式中最好的一种处理方式，但真正意义上被土葬的士卒少之又少，除了暴尸荒野、火烧、筑京观等方式外，剩下基本都是草草掩埋，根本算不得土葬，并且还是集体性质的掩埋。

战场不同于平时，在战后只能在战场附近找个地方，挖一些简单的坑，然后将数十具，乃至数百具的尸体放入坑中掩埋，上面仅有些许厚的土表层。甚至有些连坑都懒得挖，直接在附近找一些沟渠等坑洼之地，直接将大量的尸体抬入其中，然后敷上一些树枝草木，再添上些许浮土，便算是处理完毕。

如长平之战遗址，其中的尸骨坑并非是秦军为战死的士卒专门所挖的，这些尸骨坑看上去更像是天然的深沟大壑。而且就算单独土葬，在古代以敌人首级换取军功的制度下，战场上留下的尸体很多是无法辨认身份的，以此可见古代战争的残酷程度。

在古代战争中，只有那些战死的王公贵族、高级将领等一小部分人才能在战死后被带回故土，甚至不惜用钱财、城池从敌方手中换回他们的尸身的安葬。就算战事紧急，不得已在战场附近掩埋，但战争结束后，国家公室、亲属宗亲也会派人将他们的尸骨接回重新安葬。

结语：

在古代战争中，对于普通的士卒来说，入土为安像是一种奢望，只有极少部分的士卒能有此“厚待”。大多数的士卒为国而战，鲜血染红了战场，但他们战死沙场后，却只能以最为简单的方式处理，最后化为一具具枯骨，遗忘在历史长河之中。真正能够享受“入土为安”的，恐怕只有王侯将相了！

文/历史紫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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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否知道敌人的番号？

1941年9月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之前，日寇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玩了个花招，命令本部最精锐的第6师团大张旗鼓进攻国军大云山阵地。而这个故意暴露的番号让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产生了严重误判，直接影响了这次会战的进程和结果，进而关系到数万名抗日官兵的生死，可见战场上掌握敌人“番号”的重要性。

为了准备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秘密集结了第3师团、第4师团、第6师团、第40师团和第13师团的早渊支队等精锐，其中的绝对主力显然是第3和第6两个老牌常备师团，第4师团名声在外就那么回事，第40师团则是个二流警备师团，第13师团虽然也比较强悍，毕竟只出动了少部分兵力。

为了隐蔽战役企图，同时拔除进攻时的后顾之忧，阿南惟几首先动用第6师团扫荡九战区前哨阵地大云山。这是位于岳阳境内东南方向，一座海拔1000多米的道教名山，是南岳衡山的余脉。大云山驻军居高临下，与新墙河防线的国军互为依托，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1941年9月7日，第6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在大雨中下达了攻击命令，驻守大云山的粤军第4军张德能师和黔军、滇军各一个团叫苦不迭，急电长沙长官部增援。此时10万日军已在新墙河北开始战役集结，其实无论怎么对行动进行保密，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调动也是掩饰不住的。

如此在长沙司令长官部的薛岳同时接到了两份电报，一个是大云山守军的求援电，一个是新墙河防线最高指挥官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的报告电，杨森的电文大意是对面日军调动和集结频繁，经过研判认为：“大云山只是佯攻，龟儿子要打长沙了”！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日双方已经隔着新墙河对峙了两年，薛岳的骄狂症有些发作，尽管重庆军事委员会转来日军有进犯长沙可能的情报，参谋长吴逸志也认为大云山之战有些蹊跷，但薛岳仍不以为然，认定日军无力攻取长沙，只是在大云山发起的局部行动，目的是破坏三湘大地的秋收。

薛岳重要的判断依据之一便是敌军番号：如果日寇强渡新墙河发起进攻长沙之役，不可能缺少第6师团这个一等主力部队，现在既然它远在大云山，仅凭第3和第4师团是奈何不了“伯陵防线”的。因此薛岳不仅没有加强新墙河防线，反而命令杨森抽调防线上的第4军59师、孙渡第58军主力、黔军102师主力驰援大云山。

阿南惟几眼见调虎离山计成功之后，立即下令青木诚一中将的第40师团以最快速度前往接替第6师团，并且要求神田正种不顾疲劳不计伤亡返转新墙河北岸。9月18日，日军在320门火炮的猛烈轰击下开始强渡新墙河，三个半主力师团以“中央突破”的战法直扑长沙，薛岳一时被打的有点懵圈。

由于新墙河守军力量严重削弱，日军迅速完成突破，不到两天时间便推进到汨罗江南岸，此时薛岳才匆忙调遣李玉堂第10军、韩全朴第72军、王耀武第74军和夏楚中第79军从江西和第六战区赶来。不仅丧失了先机，而且各部远道而来时间参差不齐，再加之第九战区的无线电通讯被破译，日军得以集中第3和第6两个精锐师团以逸待劳，对援军各个击破。

第10军遭遇伏击伤亡过半（战后李玉堂撤职留任），第74军军部被袭，王耀武仅以身免。

第九战区会战主力被打垮后，另外一路突进的日军大阪第4师团和第13师团早渊支队如入无人之境，9月29日奔袭到长沙城下，这是抗战开始以来长沙的首次沦陷，也是薛岳不折不扣的一次败仗。幸而日寇第11军粮弹将尽，并且陈诚第六战区发起反攻宜昌作战，为救援第13师团确保宜昌，阿南惟畿于10月1日晚下达了全军反转令。

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伤亡和失踪人员高达60000人，而对敌人番号的掌握不明造成形势误判，是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5. 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粤军那么厉害？

抗战期间粤军“三剑客”的职务已经分别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和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恐怕后面还得加个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以及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江防军司令吴奇伟，还有在淞沪抗战时奋起抵抗的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等等，这样一个占据民国军界小半壁江山的名单拉出来，你说粤军厉害不厉害？

（黄琪翔）

（一）民国粤军的起源

许多人搞不太清楚民国粤军的由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的1911年11月，广东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独立时，同盟会元老胡汉民即出任军政府大都督，他与陈炯明、邓铿等人率先组建了广东地方部队“建国粤军”，兵力大约有8000人左右。不过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的权力后，立即下令免掉了胡汉民的都督职务，同时拉拢旧桂军的龙济光进兵广东，建国粤军被击败遣散，所以这一时期，广东是被旧桂系和龙济光的“济军”所盘踞。

直到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被旧桂系逼迫排挤得无法正常行使权力，乃愤而辞职，下台前将手头的亲军20个营5000人枪交予孙中山，后者再托付给陈炯明、邓铿，以此为基干组建“援闽粤军”，打着这个旗号先在闽粤交界地带发展壮大，占领了20多个县作为根据地，才有了近代民国粤军的雏型。1920年初，由陈炯明任司令、邓铿任参谋长的这支粤军发展到20000余人，具备了反攻广州赶走旧桂系的实力。

（陈炯明）

1920年秋天，粤军终于回师广州成功，将旧桂系势力逐出广东，得以迎回孙中山建立广州革命政府和大元帅府，而陈炯明也被任命为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邓铿任粤军总参谋长，民国粤军此时正式有了名号。经过整顿补充的粤军，到1920年11月共编为两个军三个师15个旅约60000余人，陈炯明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其中邓铿是孙中山的最坚决支持者，与陈炯明渐行渐远，也因此遇刺身亡。

也就是说，在黄埔军校没有建立之前、在北伐战争之前，孙中山赖以同北洋军阀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基本力量，就是以粤军为主的（以及少量滇桂杂牌军队）。在北洋政府连续对湖南、四川用兵进逼两广的状态下，广州政府（包括大元帅府）能够存续下来最终演变成为“国民政府”，粤军的力量功不可没，战斗力也是相当可以的。

（许崇智）

（二）民国粤军的分裂

世事难料，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政治抱负和关于北伐的理念不同，最终决裂，在孙中山一方看来那当然就是“叛变”，只剩下许崇智的第二军继续效忠孙中山，回师广州“靖难”打跑陈炯明的部队，这个时候老蒋、顾祝同、钱大均、卫立煌等均属许崇智的部下。陈炯明率残部撤出广州逃往曾经的根据地粤东闽西地区，许崇智成为新的粤军总司令，也是孙中山1925年逝世后四位“顾命大臣”里面唯一的军事领导者。

邓铿身亡和陈炯明出局，标志着粤军经历了第一次分裂，随后重新进行了整编并恢复了“建国粤军”的番号，此时粤军的指挥序列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总参谋长老蒋，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兼。说明一下，邓铿兼师长的第1师（原属陈炯明第一军，支持孙中山），是粵军最精锐的一个师，李济深、邓演达、叶挺、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薛岳等皆为第1师军官出身。

（李济深）

邓铿遇刺后，接手第1师的是孙中山曾经非常倚重的粤军将领梁鸿楷，陈炯明第一军的其他部队既然叛变，这个师就继承番号扩编为建国粤军第一军。所以黄埔党军成立后，老蒋是以黄埔校长和粤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出任“东征军总指挥”，以黄埔学生军外加许崇智、梁鸿楷的粤军，通过两次东征彻底打垮了陈炯明的叛军部队，再通过整合与收编，粤军也终于再次完成统一。

因此，黄埔系的高级将领其实很多人在粵军混过，比如老蒋曾任粤军的支队司令和总司令部参谋长，所谓的“五虎上将”顾祝同、刘峙、蒋鼎文、陈诚、卫立煌皆出自粤军，因为当时还没有黄埔党军。不过这批非广东籍的将领由于多受排挤，逐渐都投靠到黄埔系统和老蒋的门下，比如卫立煌就是因此成为老蒋嫡系的。

（三）粤军被老蒋分化瓦解

作为广州革命政府的基干武装力量，以及民国初期实力强劲的地方部队，粤军最终被老蒋瓦解而没有形成气候，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群龙无首”，陈炯明叛离后，孙中山决定建立自己的军校和党军时，老蒋以黄埔教官、黄埔前三期学生、黄埔教导团为班底，逐渐形成在了广州政府内部的第二支重要武装：黄埔系军队，一山不容二虎，在孙中山逝世的情况下，粤军就成为他吞并的目标。

为了攫取整个广州政府的军权，老蒋利用廖仲闿被刺案首先逼走了盟兄许崇智，再加上之前遇刺的邓铿、叛变的陈炯明，建国粤军三大元老从此不在。而许崇智第二军的部队，大部分也因此被老蒋所掌握，后来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3师、第14师、第20师皆为粤系部队，随着大批黄埔生毕业成为这些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这几个师逐渐就成为了中央军嫡系部队了。

（薛岳）

值得注意的是，被老蒋利用“廖案”逼走的不仅是胡汉民、许崇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第一军军长梁鸿楷（兼第1师师长），所以粤军领导层再次被团灭，只剩下一个总参谋长蒋某人，顺理成章接管了全部粤军的兵权。不过粤军第1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粤军的精华所在，梁鸿楷被逐后由李济深接掌，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后来扩为北伐第四军，遂被成为“粤军之母”。

到北伐誓师之前，广州国民政府所辖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此时粤军的分布情况是：原许崇智的粤军部队大部分被编入何应钦第一军，少部分与粤军第1师整合扩编为李济深第四军，另外一股是绿林出身李福林的粤系第五军，所以在北伐军最初的八个军中，粤系的力量还是很强的。

（张发奎）

但是粤军存在第二个严重问题，内部的地域矛盾和派系矛盾太多，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互相不服互相拆台，最终未能形成一个整体。比如李济深的第四军是由陈铭枢第10师、陈济棠第11师、张发奎第12师、徐景唐第13师、叶挺独立团编成的，北伐成功后各部纷纷壮大，最终也发生了分裂。

据说当年方言也是划分粤军派别的一个标致，薛岳的部队说客家话，蔡廷锴的部队说粤语罗广片为主，陈济棠的部队会讲湛江雷州话的的人很吃香，而潮汕人在陆军系统中受排挤，大多只能投奔海军。

（叶挺将军）

（四）抗日战争中表现不俗

经过1926年到1936年十年间的演变和数次反蒋失败，粤军逐渐分化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成为中央军嫡系，一部分以陈济棠为首留在广东自成系统。“两广事变”失败后，陈济棠下野余汉谋倒向老蒋，标志着粤军不再是一支地方军队，因为余汉谋执掌的部队也成为了中央军旁系（嫡系中的杂牌），所以到抗战爆发时，粤军已经基本被“中央化”了，尽管许多部队官兵都是一色的广东籍贯，但整个粤军没有领袖、也失去了独立性。

抗战爆发后，粤军再被分拆为两大部分，其中一部由余汉谋统率在广东地区留守（第62军、第63军、第65军等），一部北上投入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抗日战场，比如在南京保卫战中正面突围的第66军、第83军，兰封会战中的第64军、在万家岭大败日寇的第4军等等。而粤军将领也屡受重用，毕竟他们当中许多都是广州革命政府时期的老将，资历深厚且在北伐中战功卓著。

解放战争不细说了，粤系部队也比较顽强，淮海战役华野在碾庄围歼第七兵团时，指战员纷纷回忆“黄百韬这个老广不好打啊”，其中的含义，其实不仅仅因为黄百韬是广东籍，还因为其第七兵团中的第63军、第64军也都是粵军部队。

（薛岳、陈济棠和张发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