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伍子胥的祖国，吴王中越王的美人计而不自知？

我是资深人士说文史，这个问题我来答！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西施如何是从洗衣女，变成所谓的红颜祸水的！

在中国历史上，要论对于女性最美丽的赞美，莫过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中国四大美女了；其中，西施又是成名最早，排名最前的一位；据史记载，西施是越国人，其本名为施夷光，出生于越国南部一个叫苎萝村的小村庄；西施的家境十分贫寒，她的父母皆是处于当时社会的底层，父亲以卖柴维生，母亲则在江边浣纱——也就是洗衣服；出身不好的西施，自幼便和母亲一起替别人洗衣服，以求得温饱。

提到西施，则不得不提起一段吴越之间的往事；春秋时代后期，吴王（大约在今苏州）率领吴国的大军侵略相邻的越国；据史记载，此时的越国，尚处于披发文身，不知礼节的阶段；越国的统治者是年轻的国王勾践，而楚国人范蠡，此时正在越国做臣子。

与越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国的国力在伍子胥、孙武等贤臣里良将的辛苦经营下逐渐变得强盛；兵强马壮，后勤充足，于是吴国在战争中一举击败越国；越国国君勾践为了伺机复仇，甘愿委身成为吴国的阶下之囚，被吴王软禁在吴国；为了提醒自己不忘记亡国大仇，勾践每日卧薪尝胆。

年轻的范蠡，只要逃离便有大好的前途，而他却始终不离不弃，甘愿与勾践一同作为奴隶被软禁；勾践始终将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伺候吴王时的态度极为卑微；据说有一次，吴王生了病，请了好几个名医来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勾践此时自告奋勇，亲自品尝吴王的粪便，在细细品味后，认为吴王的病不久后就会痊愈；果不其然，吴王很快便摆脱了病症的袭扰，此后吴王更加对勾践信赖有加。

就这样又过了好些年，吴王认为自己已经完全驯服了勾践，勾践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会有反抗骨气、相反一身奴性的下贱之人，于是吴王慷慨地将勾践放回了越国；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便是在吴国做大夫的伍子胥认为吴王此举无异于放虎归山；伍子胥力劝不得后，甘愿被吴王处死，但他临死前，留下了遗言说要将他的头颅，悬挂在吴国的城门之上，他要亲眼见到越国的大军攻入吴国的大门。

勾践作为越王，在和范蠡一同逃回了越国后，明面上一直保持着对吴国称臣的谦卑态度，背地里一直策划如何复仇；这时，越国另一个卿大夫计然提出了七项强越灭吴的计策，历史上称之为“计然七策”。

计然本来是越国的一介渔夫，但他又是一个学识广博，善于计算经济的人；计然的七条谋略分别是：一、常年对吴王捐纳货币，以使得吴王保持高兴；二、高价从吴国购进粮食，以减少吴国粮食这一战略物资的储备；三、派遣美女到吴国，从而魅惑好色的吴王，迷乱他治国理政的心智。

四、派遣能工巧匠到吴国，以促进吴王广泛修建豪华宫殿，从而耗尽吴国国库的钱财；五、派遣能说会道、善于阿谀奉承的奸臣到吴国，以迷乱吴国的谋略；六、离间吴国能言善谏的诤臣与吴王的关系，使得正义直言的大臣自杀，来削弱吴王的左膀右臂；七、积累越国的财富，大量的操练士兵，来顺承吴国的弊政。

勾践和大夫范蠡遵循了计然的计策来治理越国，“计然七条”中的第三条实际上也就是美人计，那么便需要一名国色天香、天生丽质的美女来保证谋略的实现；范蠡作为越王勾践的心腹大臣，寻访美女的任务便自然地落到他的肩上。

范蠡跋山涉水，一双脚踏遍了越国每一寸土地。，当他走到了越国南部的苎萝村时，听说这里有一个洗衣女貌若天仙，增半分则显得丰腴，减半分则显得瘦削。传说她在江边浣纱洗衣时，连水中的游鱼见到西施的美貌，也会被她的美丽所沉醉折服，不由自主地沉落到水底，所以西施又有“沉鱼之美”的美誉。

范蠡于是到西施家中，见到了一名德才兼备、美得不可方物的女子；这段相遇自然而然地在中国的古代传奇小说中，被后世的文学家们发展出了范蠡与西施间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据说范蠡带着西施回到了越国的都城，途中被来往行人围观，大路上林林总总、车水马龙，于是范蠡计上心头，既为了为越国筹措军费，又为了渲染西施的美貌做舆论准备；干脆将西施安置在一栋华丽的小楼中，对外贴出告示，如想见西施美貌的人必须交付金钱。

小楼之上，西施凭栏独立，身姿袅娜，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这般美貌自然是吸引了无数的好事者前来观看，小楼前人头攒动、摩拳擦掌，都希望一睹仙女的风采。经此一系列活动，范蠡圈钱无数，而他却丝毫没有贪渎，而是将所得的全部金银捐献给国库。西施由此大为感动，发誓要为了越国，更为了范郎去完成灭亡吴国的任务。

为了更加吸引吴王的注意，从未学习过舞蹈的西施练起舞来；据史记载，范蠡对西施“教以容步”，容步便是极为微小灵动的步伐，略类似于所谓的“凌波微步”；于是西施苦学三年，终于学成了绝美的舞蹈技艺；西施在荡气回肠的乐曲中婀娜多姿，翩翩起舞。此时的西施已经从一介平凡的洗衣女子成为了一名体态微凫，飘忽若神，华贵异常的宫中贵妇人。

这之后，西施便如王维诗歌中所写的一般“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西施在越国的敬献中到达了吴国，吴王夫差大喜，西施遂成为吴王的王妃。吴王在姑苏为了西施特意建造了“春宵宫”，还修筑起了能够泛起青龙巨舟的大池子，整日与西施在池中戏水为乐。

此外，为了配合西施表演木屐脆响的舞蹈，吴王更是为西施建筑起了一道长廊，木制的长廊下建了几百个大型水缸，取名为“响屐廊”；传说每当西施穿着配有细小铃铛的罗裙在“响屐廊”上翩跹起舞时，铃铛声与木屐脆响交相辉映，和谐一致；这声音使得吴王夫差痴狂，从此夫差沉湎于西施的绝美之中，朝政、军事、大业统统放置在一旁，“从此君王不早朝”，只一心于西施双宿双飞。

也就是在这样的美妙动人的韵律中，吴国的国力被刻意地推向衰弱的深渊，而越国针对吴国的其余几条计策也在十数年中逐渐生效，大量购进了吴国的粮食，使得吴国国内粮价飞涨，民生凋敝；吴王身边尽是满嘴谗言的小人，所有正直的大臣，则由于越国的离间之计，统统远离吴王的统治中心。

最终，时机成熟，越国派遣大军攻吴；此时的吴王才幡然归悟，然而天时、地利、人和悉数离他而去，在他手下的，已经不再是以往那个攻无不克的吴国大军；而在他面前的，也不是一个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越国了。

于是，越国军队趁着吴王北上会盟诸侯的时机，直捣黄龙，一举拿下了越国的都城苏州，又过了几年，越国彻底击败吴国的军队，从此中国大陆的东南部，便只剩下了越国一家独大。此时的吴王才开始后悔当初没有听从伍子胥的谏言，于是乎拔剑自刎，吴国彻底退出了春秋战国的历史舞台。

对于一个弱女子西施来说，对于母国越国，西施是位功臣，成功帮助越国复国，但对于吴国来说，迷惑吴王，弄得国势衰落，吴国最终被越国灭亡，西施也背上了红颜祸水的骂名！

笔者认为，西施作为一个女性，拥有绝美的外表；然而更为可贵的是，在西施这般柔弱的外在之中，有着寄心于家国的赤诚；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出生贫寒，本是一位女娇娥的西施，却做了许多男子汉大丈夫未曾做到的丰功伟绩；从一名洗衣女到最后的祸国王妃，以一名“弱质女流”的献身，换回了自己的祖国——越国难得的喘息之机和最终玉成的复仇之计。

而作为对比的，则是自视甚高，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吴王本该是天纵之子，作为无比强盛的吴国唯一的领导者，夫差不仅没有做到政治清明，对国事亲力亲为；反倒是日日夜夜沉湎于温柔乡，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不仅耗尽了国家的财富，更是耗尽了百姓的信任。这样的君王自然会在历史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成为一个无道君主的典型和象征！

参考文献：《越绝书》、《墨子》、《吴越春秋》、《东周列国志》等

2. 形容屈原的词？

成语衙官屈宋衙官：军府的属官；屈：屈原；宋：宋玉。要以屈原、宋玉为属官。原为自夸文章好。后也用以称赞别人的文采。

成语屈艳班香屈：指屈原；班：指班固。象《楚辞》、汉赋那样词藻艳丽，情味浓郁。称赞诗文优美。

成语才过屈宋屈、宋：战国楚文学家屈原和宋玉。比喻文才极高。

成语颠倒黑白战国时期著名的诗人屈原深得楚怀王的信赖，他对内主张改革，对外采取联齐抗秦 ...，使得屈原被流放到湘水地区，报国无门，只好投江而死

成语骚人墨客骚人：屈原作《离骚》，因此称屈原或《楚辞》的作者为骚人。墨客：文人。指诗人、作家等风雅的文人。

成语屈尊就卑原指降低尊贵的身份以就低下的礼仪。现用来形容委屈自己去屈就比自己低下的职位或人。

成语屈一伸万春秋时期，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到吴国时，遇到堂邑人专诸正与一帮人打架，他的气势锐不可当，对方根本就不是对手。妻子出来一叫，他就立即回家。伍子胥很奇怪就问原因，专诸说：“子视吾之仪，宁类愚者也，何言之鄙夫。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 ...

成语高下在心高下：比喻伸和屈。原意是做事要斟酌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后形容能胸有成竹地处理事情。

成语业精于勤... 调回京担任国子监博士，他上任后教育学生要记住“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生以他的经历来反驳他。他则以司马迁、屈原的例子来教育他们

成语九关虎豹战国时期，屈原被楚怀王流放。楚怀王死于秦人之手，他作《招魂》以示哀悼：楚王的魂魄快回来，不要上天庭去，上天庭要过九重门，每一重门都有虎豹把 ...



成语九死一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得到楚怀王的重用，主张联齐抗秦，在同贵族子兰、靳尚的斗争中被免职。楚顷襄王时，他被流放到边杜，但他的心还惦记着祖国和人民，他 ...

成语呵壁问天战国时期，屈原离开郢都，乘一叶孤舟沿江而下，踏上归家的路途，他多么希望能够与楚王共议国事，推行法治。他来到荒滩野地之间，弃舟登岸，彷徨山泽之 ...

成语斑驳陆离战国时期，屈原怀才不遇，他多次向楚怀王提出很多建议没有被采纳，与那些贵族阶级的政治主张存在很大的分歧。他在《离骚》中写道：“纷总总其离 ...

3. 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中国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三种说法如下。

一：公园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屈原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与五月五日投入汨罗江，屈原死后楚国百姓悲痛万分，此后便在每年的五月初五祭祀屈原。

二：春秋战国时期，吴国官员被越国收买，进谗言陷害伍子胥，使得夫差赐死伍子胥，把伍子胥的尸体与五月五日投入江中，所以也有端午节是纪念伍子胥的说法。

三：相传曹娥父亲打鱼时溺水，年仅十四岁的曹娥于五月五日投江救夫，并于五日后从江中抱出父亲的尸体，此后便传为神话，故有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孝女曹娥而设。

4. 战国到秦汉的制度转变为什么重要？

从战国到秦汉通常称之为“周秦之变。”我们一般用秦始皇统一六国，或者秦始皇建立大一统郡县制度来讲那段历史，用“周秦之变”这个说法的不多。

那么我为什么要用“周秦之变”呢？因为这四个字言简意赅：“周”是指封建分封制度，“秦”是指大一统郡县制度，“变”是指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时间节点，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国，和 在此之后2000年的中国，存在本质性的不同。

到底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变化？要讲清这一点，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个故事。

伍子胥是楚国人，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据说比孔子大8岁。他的父亲和哥哥被楚国的国君楚平王给杀了，他为了报父亲的仇，跑到了楚国的敌国吴国，带领吴国的军队，把楚国给灭掉了。还把楚平王挖出来鞭尸。《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复仇故事。

伍子胥在中国文化里当然是正面形象，他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人。我们看先秦的史籍，比如《左传》《国语》《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提到伍子胥时，都肯定他的光辉事迹，说他是“烈丈夫”。

就连楚国后来的大诗人屈原也好几次写诗歌颂他，还表示“浮江淮以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要投入大海，去追随伍子胥的灵魂。因为我们从小听惯了这个故事，所以习之不察，但是如果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很奇怪。因为按照今天的价值标准，这伍子胥分明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楚国人，父亲被楚平王杀了。那是因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他不光不能反抗，还要继续为国效忠。结果他叛国投敌，把自己的祖国给灭了。这显然是大逆不道，这伍子胥应该是“楚奸”啊！

后世岳飞的情况就很类似，岳飞和长子岳云都被宋高宗杀死了，死得很冤枉。岳飞的另外三个儿子活下来了。这三个儿子如果和伍子胥一样，去投奔金朝，帮助金朝灭了宋朝，然后把宋高宗的坟挖了，鞭尸三百，大家会歌颂他们吗？

那么，为什么伍子胥这样一个大楚奸，在先秦会受到肯定呢？

这个故事鲜明地反映出，周秦之变之前，和周秦之变之后，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变了，评价标准也不一样了。

在周秦之变以前，中国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家大于国。

周代的社会是一个血缘社会，周王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他的亲人又在自己的小国之内，再进行层层分封。

这样分封的结果是，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比效忠国家重要。所以当时人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王重要。郭店楚墓竹简上记载，“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意思是说，为了父亲，可以不管国王，但不能为了国王不管父亲。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

大意是说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在前线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生子，我如果战死了，我父亲就没人养了啊。孔子一听觉得这个人道德真高尚。

这个故事当然是把儒家观念推到了极致，有点夸张，不过也确实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本质。儒家认为，血缘是至高无上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且给父亲报仇，是绝对正确的，别管对方是国君还是什么，因为“父高于君”。

秦晖先生说，这些故事说明先秦社会是以家族为单位的。提倡“父高于君”，正是为了阻止国家权力向家族内部延伸。所谓“忠孝不能两全”是后世的观念，先秦人是没有这个矛盾的。

周秦之变的第一个层次，就是从小共同体变成大共同体。

什么叫小共同体？就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帝王世纪》说，夏商之际，天下1800方国，那么按当时的总人口来看，每个方国平均人口不过1300人。宋镇豪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根据夏商之际古城址考古资料，推测当时的平均人口是1500人。

周初天下也是一千多个方国，薛涌说：“一千多个国，大体都集中于狭小的中原地区，每国的人口平均也就是几千人。”为什么老死不相往来呢？因为各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不用往来。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对今天习惯了大共同体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可能难以想象。其实，如果对比一下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日耳曼民族消灭了罗马帝国后，各地封建主关起门来过日子，中世纪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所有的生活用品基本上都可以自己生产，既种地打粮，也养牛养猪，还有人从事手工，当木匠或者铁匠。也就是说，关上大门与世隔绝也没有任何问题。庄园里的农奴和农民是不能随便离开庄园的。

因此“每一个庄园就是一个社会。农民们大概一辈子都不会跑出家乡十里地以外去；庄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地方，若没有战争波及这里，它与外界就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当时英国布满大大小小这样的庄园”。

周代社会也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当时社会横向的结构是不连贯的，可以互不往来，或者很少往来。

纵向呢？当时社会上当然有等级结构，最上面是周天子，然后是诸侯，然后是卿，然后是士。虽然整齐有序，但是这种结构不像后来的官僚结构那样能“一竿子插到底”。

为什么呢？因为和中世纪欧洲一样，“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附庸的附庸也不是我的附庸”。每个人只对他的直接上级负责，不对上级的上级负责。

读春秋战国史料的时候，相信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不停地徒劳地游说各国的君主，却不去见最高领导？明明他们好几次路过周天子的领地，但就是不去朝见周天子。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个问题，有人解释说，是因为周天子无权，诸侯有权，找他办不成事。可是有人也有疑惑，没权并不妨碍你去尊敬他、朝见他啊，孔子成天喊着要“尊王”，越是没权，你越应该尊重他啊。所以明治维新的时候，有的日本学者抓住这一点，说孔子不忠于周朝。

这其实就说明了后世的人对周制的不理解。在周制中，只有诸侯才需要效忠周天子，有朝见周天子的义务。孔子和孟子勉强只能算卿大夫一级，他们只需要对诸侯一级负责，轮不到他们对周天子负责。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齐国有一个权臣叫崔杼，他派手下去刺杀他的国君齐庄公。如果故事发生在秦代以后，崔杼这个手下的行为肯定是大逆不道的，因为任何人都是国君的臣子，但是春秋时代的人们并不这样想。

齐庄公看到崔杼的部下，说求求你，不要杀掉我啊。崔杼的部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的臣子，我是崔杼的臣子，我只听崔杼的话，“不知二命”。你要有命令，请和崔杼说，和我说不着；我只忠于崔杼，所以必须杀掉你。

秦晖先生分析说，崔杼的部下在国君面前能如此长篇大论、振振有词，说明这个道理当时大家公认的：我们只对我们的上一级负责，再上一级，我们就不用管了。

我相信，大家能从前面几个故事中感觉到，周代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一个小的自治社会当中的，也就是小共同体当中。

在这些小共同体中，各地诸侯大夫的权力是世袭的，不是上面的天子或者国君赐予的，因此也不能被他们剥夺。统治者的经济来源是自己领地的收入，而不是上一级给的工资。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有很大的自治权，他们的实力来自自己领地内民众的效忠，而不是凭借上级领导的赏识。他们很在乎是否获得本地民众的支持，制定措施要考虑民众的感受，剥削和压迫必须有一定限度。

因此，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力也是很差的。上一级的命令只能到达自己的下一级，而无法穿透一层层的层级结构直接到达社会最底层。

与此同时，小共同体社会的信息传递效率是很差的，周天子会了解诸侯国的一些大体情况，但很难掌握具体情况，至于诸侯国下面各个卿大夫领地的情况，他更是完全不了解。他想知道全天下一共有多少人口，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收税，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汲取能力很有限。

因此，这种小共同体的结构显然不利于国家集权，也不利于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统一指挥来办大事。

所以周制的社会结构就像是大船中有一个又一个的隔水舱，虽然同处一条大船，但这些隔水舱彼此是相对独立的。周秦之变的内容，就是国家权力打破层层限制，把小隔水舱全部打通，把一个个小共同体连接成了一个大共同体。

首先，各国诸侯国不存在了，贵族阶层被整体消灭了，六国贵族活下来的都被迁到了首都，不再有封地了。原来的封地全部变成郡县，由皇帝派地方官管理。地方官治理的逻辑和世袭贵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完全来自皇帝，所以他们唯皇帝之命是听，不在乎被他们统治的老百姓对他们怎么看，因为他们是“流官”，干几年就走。

皇帝的命令因此很容易直接贯彻到社会最底层，想要收多少税，马上就能收上来；想要调动多少人修长城，马上就能调动起来，不必管百姓的死活。所以，秦朝和汉朝出现了许多“酷吏”。

接下来，秦始皇又对民间的家族制度动手：贵族虽然没有了，但是血缘家族仍然是有效的民间组织形式，人们如果忠于家族，就会妨碍他忠于国家。儒家认为，孝子就是忠臣，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法家的逻辑完全相反，韩非子认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我们不要孝子，只要忠臣，因为孝子只重视他爹，不能尽忠国家。

所以秦代和汉代都鼓励老百姓分家，甚至强迫老百姓分家。规定“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就是说姓一个姓的不能住在一个地方，家里有两个成年男人就必须分成两家，父子或者兄弟俩不能住在同一个房间。

这样做的目的当然就是强制解散大家庭，把一夫一妇的个体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这样民众就原子化了，变成由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

有人会疑惑，说分家，老百姓就会老老实实分家吗？说打散血缘纽带，就真的能打散吗？一个社会的传统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官方的命令在社会上不一定能真的执行。

但是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证明，秦汉三国时代还真做到了这一点，通过强有力的权力高压实现了基层社会原子化——秦简汉简中有很多证据。

秦晖先生着重研究了20世纪末发现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他发现在三国时代，长沙一带所有自然村的姓氏极度分散。分散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村子如果有40户人家，那么，这40家至少包含20个姓氏。有一个姓氏在这一带共有70户，结果分散在70个村子里，每村只有一户。

这显然是政府强迫原来的家族分家，把他们均匀地迁徙的结果，目的是彻底打散家族纽带。秦晖说，这是“极端的多姓杂居状态”，“其杂居的程度已经达到显得不自然的程度，令人怀疑是否有人为的‘不许族居’政策的结果”。

我们知道，三国时代是世家大族与皇权分庭抗礼的时期，然而在皇权能控制的直接区域，宗族仍然被打散得如此彻底，更何况在秦朝和汉初。

还不是一个地方的偶然现象。秦晖先生考察了上至秦汉，下到唐宋，包括湖南（长沙一带）、湖北（江陵一带）、四川（成都平原）、中原（洛阳一带）、河西走廊（张掖—敦煌一线）等地的历史资料，他发现，从内地到边疆，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全都是非宗族化的乡村，没有任何一例聚族而居的。这说明秦制为了打散家族的控制，花了很大的力气。有人说，不对，我们南方的很多村子只有一个姓。这个基本都是宋代之后宗族复兴的结果。

所以，在周秦之变后，小共同体社会变成了大共同体社会，导致中国人的生存逻辑发生改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社会价值就从“父高于君”，变成了“君高于父”，人们要忠于国家，而不是忠于自己的家族。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遵循心里不能有其他，只能有君主的新准则，就是所谓的“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举国上下，皆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利益为利益。

所以在秦代之后，中国人开始推崇另一种价值，叫“舍小家顾大家”，叫“大义灭亲”，叫“忠孝不能两全”。不管皇帝怎么对待自己的臣民，臣民都不能反抗——所以岳飞的儿子也就不能去投奔金国了。

那么这一切，包括建立一个高效严密的官僚体系，包括把血缘组织打散，有什么目的呢？显然是为了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和汲取能力。这样，“2000万人口的秦朝，可以调40万劳动力去修长城，70万人去修始皇陵，70万人去修阿房宫，50万人戍五岭……这是宗法时代的周天子绝对不敢设想 的” 。

所以，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的区别，或者说周秦之变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组织形式变了，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提高了。本回答参考张宏杰著作（简读中国史）

5. 划龙舟纪念屈原的说法？

1、祭屈原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怀王的大臣，曾写下过《离骚》、《天问》、《九歌》、《橘颂》等不朽诗篇，满腔热血，忧国忧民，却抑郁不得志。他倡导的富国强兵之策遭到楚国贵族的强烈反对，因谗言被驱逐流放湘江流域。

在公元前278年，楚国被秦所灭之际，屈原写下绝笔《怀沙》，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尽。楚国百姓闻声赶来，纷纷驾起船只打捞屈原的身躯，寻遍洞庭湖不得踪迹。

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吴越之地的百姓每年五月初五都会划龙舟来纪念他，渐渐地流传开来演变成赛龙舟，成为端午节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

6. 如何看待网名为东海道子在微博上发表的言论？

国家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在不断的变化，不能用死眼光看待自己的同胞，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7. 有的人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当官？

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观概念不够清晰，李斯在《谏逐客书》里对秦始皇说，你不能把外国人赶走，秦国能够强大，外国人是有大功的，然后他又举了好多例证，这些人都在为秦国效力，反过来说就是他们为灭掉自己的祖国出了力。

比如范雎，他是魏国人，在魏国时他被怀疑勾结外国，结果被丢进厕所里，差点死于非命，后来死里逃生到了秦国，他给秦昭襄王出了一个主意，叫远交近攻，“近攻”攻的是谁？就是魏国跟韩国，而李斯自己也是楚国人，帮秦王夺取天下。

可能有人会说，像范雎、李斯这类人是属于人品不好的，所以没有国家观念。那么孟子和荀子，这两位儒家圣贤，连他们都缺乏国家观念。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是魏惠王和齐宣王。

荀子是赵国人，但是他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做了祭酒，又在楚国接受春申君的礼遇，而且他还打破了儒生不到秦国去的传统，给秦王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且就在他到秦国后不久，秦赵之间打了著名的长平之战，那一战，荀子的45万赵国同胞被屠杀。

用《曹刿论战》里的话说，爱国是“肉食者谋之”，是贵族的事，而我们普通士子“又何间焉？”就不要掺合了。

中国是宗法社会，国家权力是家族权力的衍生，那么理所当然的家法要大于国法，孝大于忠。比如春秋时代管仲的故事，管仲打仗当逃兵，鲍叔牙还为他辩护，说他有老母在堂，如果他战死了母亲无人奉养，所以当逃兵是应该的。所以鲍叔牙的话的意思就是当孝子远比爱国重要。

伍子胥的父亲被楚平王冤杀，伍子胥为了给父亲报仇，投奔吴国，几年之后率领吴国大军，攻陷了祖国的首都，然后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尸300下。他的行为大家不会觉得他做的不对。

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非常高：如果当初伍子胥和自己父亲伍奢一块儿死了，那和蝼蚁有什么区别？舍小义，雪大耻！这才能名垂后世。当初伍子胥不得不沿途乞讨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又怎会片刻忘掉对楚平王的仇恨呢？隐忍才成就了功名，伍子胥是大丈夫！

种种事例表明，在战国时代，爱国并不是一条神圣的道德准则，那么为别国效力在道义上是没有障碍的。而且比起留在国内，出国也意味着有更多更好的机遇，因为各国的国君往往是喜欢外国人胜过本国人的，外国人不但比本国的贵族积极，就算是和本国的士人比也更加努力，因为外国人有危机感。

秦武王三年，秦国攻打韩国的宜阳。宜阳城内当时有精锐士卒十万人，粮食足够支撑数年，城外有韩国相国公仲率大军二十万守护，另外还有楚国的大将景翠，随时准备出兵救援韩国。照这个局势来看，秦国肯定会徒劳无功。但是有识之士就说：宜阳一定守不住。

秦国统兵将军是谁？是甘茂，甘茂是楚国人，这次宜阳如果打下来，他就是秦国了不起的功臣，如果打不下来，他就混不下去了，所以甘茂一定会拼命。最后果然，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

更重要的是，国军们认为外国人更靠得住。

有一个词叫“僭主”，简单来说是能威胁到君主地位的大贵族，如瓜分晋国的赵、魏、韩，取代齐国的田氏。

为了对抗这些大贵族，君主们要提拔任用士阶层的人，但是有一个问题，本国的士和大贵族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保证提拔了他们之后，他们就真心站在君主一边，而不是反而和大贵族暗通款曲？

所以从外国来的士子们就可靠多了，他们在国内没有根基，他们的权利都来自君主的赐予。一旦失去君主的支持，他们就一无所有，所以外来的士子，就会全心全意的站在君主一边，成为君主最信任的人，那么国内的贵族们，自然是看这些外来户是不顺眼的。相应的，外来户打击起贵族来也绝不会心慈手软，君主要摆脱贵族的限制和威胁，他们就是最好的工具，典型的有吴起、商鞅、范雎等等。

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盛赞秦国在引荐外来人才方面决心最大，力度最强。这也恰恰反映了在列国之中秦国的贵族传统最弱，而专制传统最发达。战国时代，公认的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君主权力的扩张，一个是士阶层活跃。这两个现象相辅相成，而他们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各国传统贵族一步步被士阶层出身的官僚所取代。